同留在大陆的儒学者学相比，他们处于较开放的环境之中，所以他们尽管对基督教及其神学的了解仍有诸多疏漏甚至误解，却不同程度地看出了儒学与基督教思想的相通之处，至少提出了一些可资比较研究的问题，从而指出了一些对外开放的通道。

中华文化超越宗教，人们可以自己管理灵魂，从而为解决西方年轻人的困境提供了希望。他们无论仕与不仕，周身都充盈着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上天将丧亡降给殷，不是上天暴虐，而是商民自己招致的罪辜。此后，每当民族危急存亡之时，杀身成仁都成为万千志士慷慨献身的精神动力。孔子最早提出鸟兽不可与同群的命题，并将士作为人格典范来塑造，希冀全社会以此为楷模，修身进德，实现人生的道德价值。在周人行将迁都于洛之际，周公告诫成王不可不敬德。当今之世，宗教多具有排他性，因而多有局限性，而中华文化超越了宗教信仰的局限。

虽然欧洲长期以来受到宗教文化的熏陶，但如今的欧洲年轻人正面临着将自己的灵魂交给谁来管理的严峻问题。西方文明是宗教文明，以神为中心。明代民间也一直流传一种散财获福的说法，其目的无非是倡导一种好义而疏财的风气[40]（卷十《史》六，P84）。

二十年来，金丝有银心者，金箔有银里者。[32]（卷二《道山杂言》）将礼解释为养，是人们生活的一种必需，与将礼解释为规范人们生活的一种准则相较，无疑是一大进步。在中国民间，一向信奉勤俭才可以持家，乃至发家。儒家五常中，有一智，究竟是愚蠢能致富，还是智慧能致富？这在明代的学者中也有争论。

富者多愚，非愚不能致富。传统的观念认为，人从禀受之初，他所该得的财帛、金宝都是有分限的，也就是命中财物皆有定数的观念。

显然，这是强调一种俭啬的品质。他的推测有部分的道理.原因很简单，晚明的社会正好处于一个从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过渡的时期。而明代商人社团中座次的编排，则完全体现了一种赤裸裸的金钱特色，也就是以资产的多少来排座次。因为他深知，贫且不良者乐乱，富者乐治，而且更加惜身。

[46]（卷五）四是对五常逐条进行理智的分析，否定其中的仁、义、礼，肯定其中的智与信。明人何良俊出身于祖上几代担任粮长一职的富民家庭，他对海瑞的评价，显然代表了江南一些守法富户的基本看法，过去很不受到重视甚至被忽略，这一点实在让人疑惑。在书中，他有两个基本的观点：一是商人们应该凭慷慨或小心诚实而获得奖励，这虽然很高尚，却很不利于做生意。二是海瑞虽爱民，但只是惯了刁恶之人，而不是那些善良百姓。

所以，凡是遇到公事征发，必捶楚而后集。惟有如此，才算是去掉外贼。

而此风一起，士大夫家，不肯买田，不肯放债，善良之民，坐而待毙，则是爱之而实陷之死也。所谓的信用，原本只是儒家仁、义、礼、智、信五常之一，而在此已被提高到商人的一种精神，并成为重建商人伦理的基础。

商人当然受到了传统儒家伦理观念的影响，信奉诚信待客，诚实经商，童叟无欺。那么，五常与致富相应吗？不妨再举一例： 有贫生与富翁比屋以居，清旦具衣冠，之邻翁，请所以致富之术。市者弗察，皆率而之它。面对晚明的商业化浪潮，传统的学问、地位无不受到了质疑，而儒家伦理无疑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惰者日荒日废，以至于流亡。在这一时期，由于社会分工的不同，其劳作的方式，显然已不是简单的男耕女织，即使是男织女耕，也是一种合理的存在，但更为重要的是，劳作生活开始从男耕女织的本业扩大到了工商一类的末业。

至于礼尚往来，献缟赠纻，在他看来，这都是相当麻烦的事，而他则是来而不往，先占人便宜一着再说。清代徽州有一位老人，平常也就做点小经纪，但他关于致富的诀窍，却表现了一个时代如何看待儒家伦理。

另一种意见认为，儒家思想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前者并没有具体的目的，只是因为在一起生长而发生的社会。

如李梦阳《明故王文显墓志铭》云：文显尝训诸子曰：夫商与土，异术而同心。对儒家传统五常，大体形成四种看法：一是全盘否定，甚至斥之为五贼。

费正清也认为，理学是桎梏中国人思想的枷锁，是一套僵死的价值观念，根本无法使中国近代化。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之门者。海瑞的人品已有公论，不必赘言。所有这些善观念及其实践，显然又与传统的财富观念是桴鼓相应的。

功过格所反映的是一种对财富与善之间关系的矛盾情感。这种变化同样反映在农业领域乃至农民的生活之中。

这种以次充好的调把之戏，当然骗不了惺惺伶俐之人，只能骗外地过路的客商，或者是当地的愚民乡老[5]（陈铎：《调把》，P16）。五、余论：儒家思想传统与近代化 费孝通将社会区分为两种：一是礼俗社会，二是法理社会。

维持利益，甚至一毛不拔，也是人之常情[36]（《传类·石珠传》）。三是从正、反两个方面对五常进行重新的评价。

三、致富观念的变迁 儒家无论是治国，还是治家，无不崇尚一种礼义.而不是财货。征贱征贵，知取知予，至于趋利避害，偎炎附热，非智其何以知之？凡富家，必有任用之监奴，凡巨贾必有行财之小商，非信其何以御之？故前三者，实富之贼。在这样的时势下，难免人们弃农就贾，不再勤力于农，而是游惰于市。若五物尽去，则必丧家亡身矣，何能富哉。

这是明代城市商业经营中的恶俗，在明代称为调把。如委吾山的商人在上河经营者，已达20家，虽是同行，且又同乡，但一直是处于一种相对涣散的状态，无法形成互相帮助的团体力量。

她认为，17世纪的善书与功过格反映出一种对加强基于互惠观念的社会等级制度理想的极度关心[48]（P212-213，224-227）。所谓略，就是谋略与才具。

这种挑战来自各个方面，而在悭与富的关系问题上，其表现尤为突出。换言之，儒家伦理只要得以创造性地转化，完全可以适应中国这样迥然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近代化的需要，并由此走出一条中国独特的近代化之路。